在许多人眼里，上市之时，便是荣耀与财富之门开启之始。俞敏洪的新东方美国上市，作为中国首家教育概念股受到热捧，股价上涨强劲，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然而，他的工作与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惬意，在公司内部期望和华尔街严格的资本体系推动下，他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行星，在学校、投资者、股东之间穿梭。听完俞老师的“诉苦”，你能感受到他的遗憾并不矫情。
其实，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然后弄上市，对我个人生活来说，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是，这又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做教育”与上市的冲突
上市以后，感觉压力陡增，实际上是把内部压力转化为外部压力了。以前内部人员拼命在问，新东方做得怎么样，新东方怎么做；现在变成外部投资者在问你做得怎么样，怎么做了。财富虽然扩张了，社会责任更是成倍地扩张了。我正在为履行这个社会责任而努力。
同时，我也感觉“做教育”和上市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就要铁定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要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并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由此我就陷入这个矛盾：一方面要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学质量同步增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单是去年一年，新东方在教师培训管理上的投入就有上千万。原来我做事比较从容，上市前也从未算过新东方每年增长率是多少。我会从容地把该花的钱都花掉。现在一方面是新东方有钱了，但却不能“从容地花钱”了，有时候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上市是被推着走的
当时新东方初创时，肯定想做大，做到了一定程度觉得对我个人生活也够了，平时有点时间去旅游、写写书不是挺好吗？但是在做大的过程中，别人又参与进来了。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围的合作者又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但同时随着人员的增加，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你就发现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开始慢慢消失了。
比如说像新东方上市，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希望的。
当然，新东方最终还是被推上市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否则新东方内部的人、循环在内部圈子里的人大家搅和，搅和到最后都觉得没有出头之日。一旦上市以后就有出路了嘛。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从我个人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
个人生活空间受到了很大挤压
我个人不上市，我的钱也够了；我本人比较节俭，不太花钱，一天只花一百块钱左右，都是用在吃上。我身上穿的衣服都非常普通，不是最贵的。车也有了，房也有了，孩子学习费也有了，老婆的生活费也有了。再多的话，反而出现一种困境，你的孩子们知道你钱很多，最后他们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或者说他们不学习了，或者把他们惯坏了，这些都有可能。
上市之后，我更加忙了。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把原来跟新东方内部人交流的时间，分出一大半跟外部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各种股东，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得参加。还有一点，就是更加被公众化了，个人生活空间也受到很大挤压。
对于未来，我想得比较简单。首先是要把新东方做好。如果这一点能做到，也许我会慢慢从总裁和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去做几件大事。第一，每年资助５００~１０００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这已经在做了。第二，我希望能以上市公司股份换到的钱去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学，并且能够做成中国一流的私立大学。第三，如有闲暇的话多读点书，到世界各地多走走，把我的那份悠闲心情给收回来。
“有财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无财富”，一个人有钱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就完美、就比别人高。人生境界的高低和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值不值，有没有钱是没关系的。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用钱让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更丰富、更完美；而没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使自己变得更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