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誓言：商学院的价值回归
哈佛的MBA誓言是商学院回归最初理念的第一步，他们希望有一天所有MBA毕业生都会像医学院学生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接受MBA誓言。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2009年5月，离毕业典礼还有三个星期，哈佛商学院2009级MBA毕业生周恩赐签署了一份独特的誓言。在这份誓言中他承诺：
“我将以最正直和道德的行为开展我的工作。
我将维护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的利益。
我将真诚地管理企业，防范因自身狭隘的野心而产生的损害企业和社会的决定和行为。
我将理解和坚持，无论是文字上还是精神上，用法律和契约来管理我自己和企业的行为。
我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准确诚实地代表企业的业绩和风险。
我将完善自身以及由我监督下的其他管理人员，使我的专业继续发展并促进社会福祉。
我将努力创造全世界可持续的繁荣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我将与我的同伴们携手并肩，信守誓言。”
商学院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事实上，有50%以上的哈佛商学院2009级毕业生(大约500人)都签署了这份誓言。如此之高的签署率远远超过了发起人的预期。他们最初的设想只是获得100名毕业生的签名。因为此次活动并非由哈佛商学院官方发起，而是由30名2009级毕业生自发组织的。
在起草誓言的过程中，学生们受到了哈佛商学院教授尼汀•诺瑞亚和拉凯什•库拉纳的支持。这两位着名的商业教育实践者一直希望经理人能像律师和医生一样，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衡量标准。
公元前4到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将确定了医生对病人、社会责任以及医生行为规范的医生誓言形成文字。2400年来，“希波克拉底”誓言逐渐成为西方每一位医学院学生成为医师前必须作出的承诺。
如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们正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希望为今后的管理生涯确立必要的职业准则和商业价值观。
人们对于MBA誓言的热情让库拉纳教授感到惊讶。到目前为止，已有1522人签署了MBA誓言，他们毕业于各个年份，来自世界各个商学院。但是，发起活动的30位哈佛应届毕业生并不满足。他们正向全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学生们发出邀请，希望这些商学院今后的毕业生也都能接受MBA誓言，共同“开启MBA的新篇章”。
虽然只是口头承诺，但活动发起者之一马克斯威尔•安德森仍相信誓言能改变人的生活，增强管理者的道德感，甚至建立新的商业氛围:“我们希望通过誓言提高MBA的可靠性和责任感，并鼓励我们的同学设立更高的道德标准。”
随着金融丑闻一个又一个地被曝光，许多人认为商学院难辞其咎，而哈佛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安然前总裁杰弗里•斯克林，还是美林前总裁约翰•塞恩，或是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除了都因缺乏商业道德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之外，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很难把问题归咎于谁。”活动的另一位发起者，哈佛09级毕业生布莱恩•艾略特在接受哈佛校报采访时说，“但是，我相信假如商业领导们能够展现出更多的商业道德，或许我们能在今后避免过去那些因贪婪而产生的错误决策。”
商学院错了吗？
“我在哈佛念书时，学校就有关于商业伦理的课程。”27年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黄连 一直戴着哈佛的毕业戒指，他认为人们对哈佛商学院的指责不可思议，“事情真有那么糟吗？”
情况确实很糟，也绝非几节商业伦理课能够解决问题。
批评家们对于商学院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商学院对数据的追求使其离实际的商业问题越来越远；商学院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只会用草率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商学院为学生带来的价值仅是一张文凭和一个人际圈子；商学院教给学生一个简单而又扭曲了的目的—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商学院如何衡量它的成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结构学教授杰弗里•普费弗在连续总结商学院问题后最终得出，“商学院最关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提高了学生的收入？我们是否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工作？我们的排名是否上升？”
“商学院的运作和商业一样。”洛桑管理学院MBA市场总监珍妮•沙纳对《绿公司》说。于是，学生成了商学院的“顾客”，学生毕业后的薪资与职位成了商学院贩卖的“商品”，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商业周刊》等商业期刊上的排名成了商学院的“市场竞争力”。学生和学校在经济上的成功最终成为衡量商学院成功的标准。
“这种商业化的结果是惊人的。”普费弗进一步指出，“……(急功近利使得)商学院学生的作弊率明显高于其他学院。”调查显示：美国56%的商学院学生在校期间有过作弊行为，而其他学院的比例为47%。
无怪乎有人总结：MBA不仅无用，甚至危险。
被遗忘的理想
这种对商学院的不信任恐怕是世界第一批商学院的创建者们始料不及的。一百多年后，他们为自己和后人所定下的使命非但仍未实现，甚至还有被漠视的危险。
当1881年约瑟夫•沃顿建立世界上第一家授予大学文凭的商学院时，他的理想是将商业教育提升到与法律、医学相当的专业教育，并使商学院的毕业生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在私人还是在公共生活中”。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在美国各地出现，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在大学设立商学院的激烈讨论，而最终人们获得了以下共识：
“如果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手(技能)’，或者技术人员，或者仅仅是会赚钱的人，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在大学开办商学院；而如果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头脑(价值观)’或者是未来商业中的领袖，那么商学院在大学的地位不可动摇。”
拉凯什•库拉纳的着作《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转型和管理职业未兑现的期待》展现了商学院发展的过程：20世纪初期，商学院确实曾努力地向学生们输出价值观和行为规则，致力于建立一个专业的群体，就像是法学院和医学院一样。不幸的是，70年代，被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称为20世纪最愚蠢发明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开始流行，企业的股价成为评定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准。
商业社会的改变打断了商学院追求专业，制定行为规范，灌输价值观的理想。
不同的声音
我们希望MBA誓言是商学院回归最初理念的一步。”安德森说，“希望有一天所有的MBA毕业生都会像医学院学生接受‘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接受MBA誓言。”
然而，安德森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别忘了还有将近50%的哈佛2009级毕业生没有签署这份誓言。
来自中国的哈佛应届毕业生于智博就是反对者之一。他不认为商学院应对金融危机负任何责任。因为，一来道德不端者在商学院毕业生中寥寥无几。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出现一两个害群之马。再者，经济衰退每十年一次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无法避免。虽然价值观和道德感在商业中必不可少，但MBA誓言并无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我觉得有经济危机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所教的商业惯例去做。商学院有很好的商业案例，能不能学会并实践我们所教的东西就要看学生的本事了。”洛桑管理学院的珍妮•沙纳博士也不认为商学院应对金融危机负责。
“当问题发生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指责他人。”伦敦商学院院长安德鲁•里奇尔曼爵士这样评价社会对商学院的职责。他对《绿公司》说：“商学院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思想。有些思想甚至互相矛盾，比如长期的和短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生必须自己权衡利弊、进行选择。商学院并不为学生提供一整套商业哲学。商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它具有学术判别力，最好也有高标准的学术严谨度——但除此之外，商学院只是一个聚集了一些有自我见解的教师的地方。”
转折点上
由哈佛MBA誓言所引发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于商学院的教育问题更为关注。
事实上，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名校在内的很多商学院已经意识到培养“领导力”比“管理力”更为重要，并纷纷进行课程改革。斯坦福商学院的新任院长加斯•塞隆纳更是把培养“有原则”的领袖作为商学院教育的核心。
塞隆纳对《绿公司》说：“今天，我们正处在商学院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不仅因为MBA教育在过去的30年已经成熟，也因为近期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商学院的作用。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创新。”塞隆纳在斯坦福的创新始于2007年。在新课程计划的设计中，斯坦福特别对机构领导在社会中的责任做出强调。
塞隆纳认为：“仅靠MBA誓言并不能做出改变。但斯坦福改革后的课程《关键分析性思维》和《战略领导》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论坛，并通过艰难困境的实践使学生们深入思考什么样的领导人将成为他们的榜样。”
2008年哈佛商学院百年校庆之际，院长杰•莱特预见了一个“新的商业文明”。他向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位贵宾做出承诺：商学院，特别是哈佛商学院，将为塑造未来新的管理教育发挥作用，满足新世纪的需求。哈佛商学院也在近年改变了风险管理的教育方式。杰•莱特说：“我相信商学院能为当前的经济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法……我们将帮助我们的MBA学生看得更深更远，并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金融危机。”
“MBA誓言是否能帮助商学院回归最初的使命，商学院的自我调整是否有效，仍待时间的检验。
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商学院始终以学生和学校在经济上的成功来评判自己的成功，它将永远走不出被人诟病的困境。
事实上，商学院的创始人约瑟夫•沃顿早已对商学院的成功做出定义：“伟大的学校不仅要保持过去值得尊重的标准，也要致力于提供世界进步与正确的需要。”
由此，成功的商学院应该具有两个特质：一、甄选辨别的能力，商学院必须能够判断出“值得尊重的标准”，并加以坚持；二、前瞻引领的能力，商学院必须处于领先的地位，为商业和世界提供前进的动力和保障。
商学院之殇
商学院必须回归自己原初的目的和使命，进行彻底革新，以适应经济不确定时期商业的本质需求，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责任的管理者。
本刊记者 | 王瑞斌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说，一年之中有四季，人的心灵中也有春夏秋冬，蓬勃春日有天真的幻想，欲把天下美好事物悉数抓到手中，夏日喜欢追忆春天的梦想，这种梦想使他靠近天国。
然而，对于哈佛商学院的MBA硕士生萨姆•尼堡和吉尔•塞伯特而言，2009年春、夏却是如此的不幸与难堪。他们5月份就已经毕业，现在却还在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他们心头弥漫的不是获取美好事物的幻想，而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焦虑和不安。
危机击中商学院
哈佛、沃顿、斯坦福等美国各大名牌商学院的MBA毕业生历来是受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往年至少有一大半人会进入薪水丰厚的大型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工作。但是，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美国就业市场一片萧条，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很多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显然，目前的处境使他们感觉自己不是接近天堂，而是徘徊在地狱。“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完全没有安全感。”萨姆•尼堡说。
在过去二十年来，人们都将获得MBA学位视作可以带来人生和事业腾飞的龙门一跃。不少学生为了长远发展而不惜放弃不错的工作就读商学院。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他们鲤鱼跃龙门的美梦成为泡影。有些人甚至已经不能再重新得到他们原初的职位，因为很多职位已经被裁撤掉，很多公司也不再聘用新职员。人们现在都怀疑，商学院的MBA学位是否能实现其全部价值。
然而，相比MBA就业难题，英国商学院协会新任主席兼英国华威商学院院长霍华德•托马斯更为担忧的是商学院自身的命运。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严峻现实是，全球范围内商学院正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严峻的财务困境。
许多美国商学院将发现，金融危机以来它们倚赖的巨额捐款已受到严重影响。捐赠通常占据运营商学院预算的10%至15%。但是08年7至10月的四个月里，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缩水80亿美金。哈佛商学院院长杰•莱特正在对内推进消减5%开支的计划，以度过目前的艰难时期。商学院的另外一个经费来源——企业培训也出现了萎缩态势。60%的公司减少了培训和发展预算。大部分商学院的企业培训公开课程的注册报名数量都减少了15%至20%。此外，经费紧张还体现在：很多商学院过去与银行签署的无担保贷款项目也被终止。这给需要贷款的国际学生带来诸多不便，同时捐赠收入的大幅减少意味着奖学金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国际学生选择申请商学院。从2008年起，欧美商学院在华招生状况就不太乐观。
“你永远不会知道目前的经济危机将造成何种影响，” 霍华德•托马斯表示，“很难预测现在的状况。”如果经济低迷一直持续，人们将转向安全投资，他们将选择优秀学校，因为他们可以在未来找工作时利用这些品牌。在“融资和生源的争夺战”中，那些知名品牌、百年老校的商学院将安全度过经济风暴，而那些较小的商学院中远期前景则令人担忧。
从来，商学院的教授和MBA们都是指点江山批评别人工作的大师。在他们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中，全球经济的繁荣萧条和无数公司兴衰生死都被分析的头头是道淋漓尽致。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也走到了这样难堪的一步：“活着，还是死去，这真是个问题”。
更令人懊恼的是，就在商学院日子普遍难过的时候，对商学院的批评指责却如骤雨冰雹四面袭来，人们认为眼下的金融危机商学院难辞其咎。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金融危机狠狠击中了商学院。
商学院之伤
商学院遭遇今天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咎由自取。
美国前总统布什卸任之前，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金融出的那些问题，都是哈佛商学院那些学金融的青年人弄出来的。”此言一出，举国哗然。白宫发言人事后解释说，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不代表总统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位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总统一句玩笑话一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布什说的话其实没错。现代金融工程学中举足轻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公式”，就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克尔斯研究出来的，正是这一成果为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金融市场各种新兴衍生金融品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这两位教授还因此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士皇家科学协会盛赞这一研究成果是今后25年经济科学中最杰出的贡献。
然而令这两位商学院教授没有想到的是，随后金融衍生品的扩展使国际金融市场更富有效率，同时也带来更大的风险。次贷危机导致的本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对金融衍生品恶性扩张的一次大清算。一报还一报，在商学院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让商学院自己吃尽了苦头。
这样谈论商学院，似乎有点偏颇。但事实表明近年来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商学院都难辞其咎，1987年美国股灾的肇事者之一“垃圾债券之父”迈克尔•米尔肯就毕业于沃顿商学院，而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克尔斯参与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在90年代末因破产危机一度令华尔街陷入混乱。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哈佛商学院教授杰伊•洛尔施、拉凯什•库拉纳指出“作为金融界专业人才和思想的来源地，商学院也必须为次贷危机承担责任。”
事实上对商学院的批评，一直以来都不绝于耳。尤其是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肇事者安然公司董事长肯尼斯•莱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对于商学院的批评由此引发了一个高潮。从2002年以来管理学家杰弗里•普费弗、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着名的战略学者苏曼特拉•戈沙尔、领导力权威沃伦•本尼斯等管理学界的重磅人物都纷纷对商学院口诛笔伐，认为商学院已经偏离了其目的和使命，不仅戕害着优秀的商业实践，而且为世界经济带来恶劣的影响。
1881年美国费城企业家伯利恒钢铁公司所有人约瑟夫•沃顿捐款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家商学院的时候，其初衷是培养那些继承了前辈财富的年轻人成为国家新的商业领袖。一百多年来众多商学院无不以此为使命，调动学术和社会资源培养全球商业领导者、创造增进管理实践的理念，并以此改变世界。至今，美国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为新生安排的第一堂也是讲商业使命、企业家的使命和企业家道德。然而数十年来商学院在实现其目的完成其使命中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失望。
伦敦商学院教授苏曼特拉•戈沙尔在其逝世后发表的遗着《恶劣的管理理论正在破坏优良的商业实践》中认为，过去50年中，商学院产生的管理理论致力于把管理学提升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大量引入了“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去发现管理中的规律和法则，并以此来解释企业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已经把管理学简化成一种物理学，而完全忽略了“人的意图与选择的因素”。这些理论非但称不上科学，反而会把学生引上歧路。尤其是这种管理学的“科学化”，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管理理论对伦理道德的视而不见。在不知不觉中消蚀了MBA学生和企业经理的道德责任心。而在商学院教育中盛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更是对于公司治理贻害无穷。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主流管理理论，通过商学院的教育和MBA们的实践变成了现实。公司成为等级森严的组织，管理基于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惟股价导向的领导人为了成功可以不顾一切。这成为历次金融危机和商业丑闻的根本原因。当年安然公司是通过精心策划、乃至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来引满巨额亏损；如今的金融机构高管们则借助大量的衍生产品来构建金融风险的保护伞，通过系统投机获得巨额奖金，即使公司濒临破产自己仍能高枕无忧；二者本质上如出一辙。忽略了在管理实践中“人的意图与选择因素”，商学院高材生们精湛的财技非但没有成为优化公司治理的良器，反而成为其谋求私利、祸乱世界的帮凶。
威沃伦•本尼斯2005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出长文《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对于商学院理论研究日益与实践脱节的做法也大加鞭挞。在他看来，商学院很多教授沉迷于撰写那些没有几个人读得懂的晦涩论文，而忘记了商学院的真正使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衍生产品的悲剧是对商学院教授“向上弱智化”的一个很好的注释。商学院教授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和金融工具，却不顾金融、经济、政治、社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实际相互联系。他们触发了波及全球的混乱，却对如何管理眼下的混乱束手无策。
商学院理论研究的误区及其在面对商业本质需求上的无能，成为商学院无法回避的硬伤。
然而，商学院最为人诟病的，乃是包括哈佛商学院在内的知名商学院都已经偏离了培养远见卓识型商界领袖的原初使命。30年中商学院教育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培养出一大批缺乏良知，没有责任心的职业经理人，与此同时，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历史上一大批伟大商业领袖的名单中，从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到理查德•布兰森，再到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拥有MBA学位。
亨利•明茨伯格则更为激进，他直言不讳地说“商学院并没有培养出经理人，只培养出傲慢”，商学院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传统的MBA教育以错误的方式，培训错误的人，最后得到的是错误的结果”，一切都错了。
商学院在塑造商业文化和商业人才方面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就像西点军校不仅培养着军人军事技能和作战技巧，同时也培养着军人的职业操守与职业良知一样，商学院不仅仅是商业技能的训练基地，还应该是商业智慧和商业良知的重要发源地。
然而，威沃伦•本尼斯指出，“当前的商学院教育完全专注于学生商业技能的培养，却无法避免安然公司类似的失败，因为商学院完全忽略了人的内在素质和实践智慧的培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导，真正的领导力是内在如一的服务于公共之善的能力。这远比商业技能要求的更多，它需要道德理智、历史、哲学、文学、神学、逻辑学……等各方面的教育。人文教育的缺乏是商学院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商学院的学生超过95%的时间是在钻研“赚钱之道”,只有不到5%的时间考虑“个人内在素质”。
拉凯什•库拉纳也认为，如今的商学院MBA教育已经沦落为帮助学生的获得金融业和咨询业高薪职位的职业培训竞赛，而不关心学生如何在社会上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商学院已经背离了其培养世界领导人的使命，成为目光短浅的职业培训机构。现行商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MBA毕业生都在挖空心思获取更高的职位和薪水，而不再担当改变世界的使命。管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已经不复存在。高瞻远瞩的思考已让位于越来越短视的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商学院教育已经失去了灵魂。
勤劳、简朴、谦卑、甘愿向社会捐献财富，一向是历史上商业领导者受人尊敬的不可或缺的素质，这也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的商业精神的核心。然而随着大企业的诞生和1980年代以来更看重短期收益的投资资本主义的开始盛行，马克斯•韦伯式的新教伦理在商业实践中备受冷落。商学院毕业生们对于金钱的无餍追逐和商业伦理失位成为数宗商业丑闻的根源。
即将离职的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迪帕克••詹恩认为，过去10至15年的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学员们变得更关注于收入，而不是学习。MBA学员的薪资必须进行调整。”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院长埃斯特拉达教授也认为“目前的危机提供了很多证据，表明培养学生的贪婪，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想法，也许我们以前有很多目标，是和公共利益甚至企业利益相错位的。”在埃斯特拉达看来，正是由于人们过分关注短期的利润和回报，才使金融危机不断加剧。
林肯在生前就陷入深深的忧虑，他曾警告说，南北战争没有毁掉美国，因大企业崛起而滋生的金钱政治却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毁灭性影响，互联网泡沫、安然公司和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财务丑闻以及近来更为严重的投资银行体系的瓦解，无不在表明金钱政治的肆虐和商业伦理重重的危机。而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商学院如今也在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
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毫不客气地将MBA戏称为是“工商末日硕士”，从雷曼兄弟公司到美林银行，从皇家苏格兰银行到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在最近的每一场金融惨败中都有这些MBA“臭名昭着”的身影，是他们亲手制造出华尔街的末日。
如今，轮到商学院和这些MBA面对自己的末日了。
商学院的救赎与希望
亨利•明茨伯格曾经说“美国商学院一直在追赶潮流……如果没有破产或申请人数降至零，他们是不会改革的”。那么眼下“末日将至”的窘境，或许是商学院发生根本变革的一个机会。否则不满的捐助者和充满抱怨的MBA学生们可能会用脚投票，彻底宣判商学院死刑。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商学院必须对现行教育方式作出变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重要问题考虑在内的话，学生们就不会再相信我们所教授的东西。”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MBA课程主管劳伦•比巴尔表示说。
事实上，商学院的学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要比所有人更加敏锐。哈佛商学院的2009MBA集体签署了一份“MBA誓言”，承诺不会为追求个人利益做有损于别人的事情，不会将个人的野心置于公司利益之上，他们发誓将着眼于“可持续的繁荣”，要做一个有益社会的商业管理者
因为华尔街和商学院在金融风暴中受到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商学院有必要进行变革。MBA教育必须正视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问题，培养有道德的，负责任的管理人。他们不想怀揣着名校商学院的文凭，毕业后却加入一个为人所不齿的世界。
这对于仍以教授“赚钱之道”为中心的商学院，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社会责任”是将商学院与“金融危机”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词。人们普遍认为商学院对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半年前在上海召开的“2008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的主题恰恰就是“商学院的社会责任”。与会商学院院长们普遍认为，商学院应该把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商业管理者作为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第一要素。
商学院必须回归自己原初的目的和使命，调整研究方向、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以适应经济不确定时期商业的本质需求，为社会培养有道德、有责任的管理者，承担起抵御全球经济衰退的重任，并从中获得救赎与新生。
西班牙巴塞罗纳LESE商学院副院长埃里克•韦伯教授认为目前的形势为商学院教育提供了一个整顿的巨大机遇。商学院的课程应该重新设置。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让我们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努力理解商业模式背后的东西。”
事实上商学院已经在反思并作出调整。我们已经看到从去年以来商学院在根据当前的商业需求在重新设计课程，并加大了商业伦理和人文价值观教育的比重。一些商学院已经推出新的、经过新的、经过修改的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一直行动迟缓的哈佛是首先采取行动的商学院之一，该院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联合推出了短期高管培训进修课程，着眼于企业面临的新问题。
已被任命为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将于9月上初任的加思•塞隆纳也对《绿公司》表示，商学院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必须进行改革。塞隆纳是斯坦福商学院MBA新课程的总设计师。新课程要求所有的新学员分成不同的辅导小组，就不同的商业问题进行讨论。塞隆纳表示，目的是“让学员能够对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印度商学院创建了领导、创新与改革中心(Clic)试图将印度的传统智慧、一般认知科学与西方传统管理理论集合起来，着重从“软问题”展开学术研究，培养有智慧、有激情、懂得奉献的商业领导人。
伦敦商学院将商业伦理变成MBA和EMBA的必修课程。该院斯隆奖学金项目主任多米尼克•豪德，正在尝试在教学中将佛教哲学和商业管理结合起来。
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的院长凯洛琳•伍则试图在招生阶段就把好关，从一开始挑选一些本性善良的学生，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些道德测试问题，用于MBA的申请者面 试。
商学院对当下商业现状的关注和对于商业伦理与价值观教育重视的只不过是对于商业现实基本常识的回归，复杂的数学模型、理论假设终究不能代替商业实践中人的所作所为，商学院教育必须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个管理者及其企业与整个社会的复杂联系。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教授理查•莱亚德所指出的那样，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增长的名义下，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即家庭、工作、社区中人际关系的质量，已做出了太多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牺牲了我们的价值观。人们来越把个人利益看作唯一可靠的动机，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看作能够最有效发挥才能的途径。但这往往适得其反。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必须从学校抓起。学生们应该懂得，最高贵的人生，是给世间制造最少苦难、创造最多幸福的人生。这一规则也应适用于商业和职业生活。人们应该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而不只是创造账面利润。未来的经济不仅建立在更完善监管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更好的价值观基础上。
现在到了扭转一切的时候了。在无意间促发了无数次金融危机之后，商学院应该在重建未来经济基础、构建更好的价值观方面有所作为。只有这样，商学院才能在金融危机冲击的“末日处境”中获得拯救与新生。
商学院面临末日，然而商学院不会死亡。商学院必须担当起抵御经济衰退并为未来培养领导人的使命与重任。这是商学院存在下去的唯一理由和希望。
还原商学院真相
在全球各种大行其道的商学院排名下，商学院迷失了自己的灵魂。欲还原商学院的本来面目，评价体系需要主动革新。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自商学院成立之始，每个商学院就声称要培养改善世界的领导者。然而多少年来，市场对商学院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商学院对市场的积极影响。各种排名、评比为商学院树立起的价值指针，正不知不觉地蚕食着商学院最初的誓愿。
这究竟是对商学院的一个讽刺，还是给市场环境的一记耳光？
短视的物质至上
在各种商学院排名标准中，最显而易见的硬伤就是物质至上。在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MBA排名标准中，仅学生加权后薪水和薪酬增幅两项，就占到整个20项评比的40%。
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商学院的好坏在于培养出来学生的高下，而判断后者的最简单也最偷懒的方法，就是看他们的薪水。“薪水当然重要，但绝不是丈量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塞隆纳告诉记者：“管理教育应该同更宽广的词语——如领导力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如投资银行那样给人带来丰厚回报”。
比物质至上原则更坏的，是短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对记者说，即使光看物质上的成就，也可以有很多种看法，也可以看长远一些，可几乎所有的商学院评比只统计学生毕业后三年的薪酬增长和职位变动。“三年能说明什么问题？”钱颖一说，毕业后有的学生加入跨国公司，薪金增幅是顺理成章的，但有人选择了创业，三年的时间可能仍处在创业期，工资很低，甚至没有，“这怎能代表他们的未来？”
钱颖一发现，清华MBA有一些美国学生，毕业后决定留在中国创业、工作，显然，这与他们过去在美国的工作相比，薪酬往往是下降的。排名并没有把这些学生的未来发展潜力考虑进去。
短视的物质主义逻辑，起码带来了两个糟糕的影响：首先对学生们而言，商学院成了一座炼金炉，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学会炼金术，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不是潜下心学习真正的本领；他们也只关注个人成功，而忽略了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忘记了自己不仅仅是顾客、投资者、竞争者，同时还是有着更高志向的“万物之灵长”。
其次对商学院而言，即使如钱颖一所言这是一套“全球顶尖商学院院长都憎恨的标准”，可正如一场囚徒困境的博弈，虽然大都表示对排名不必太在意，可谁也不愿看到自己在“退步”。
更有甚者，个别学校有意识地利用标准上的扭曲，专门招收入学时工资很低的学生，毕业后再把他们推荐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高工资国家和地区就业，薪酬增幅自然相当可观。留意这些年的榜单，有的商学院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本身就是对这种排名的一种嘲讽。
结果，本应为社会提供判断力和定力的商学院，和他的学员们一起，在这样一场近乎于选美比赛的排名中渴望大鸣大放，忍受不了寂寞，急功近利，忘记了卧薪尝胆。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每年排名前，《金融时报》都会联系全球各大商学院，请这些商学院提供学生的完整名单及联系方式，然后选取样本，对学生进行调查，薪金增幅、职位变迁的数据由此而来。
然而，统计的准确性受到质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首先，商学院提供的学生名单无法保证是完整而准确的；其次，样本选择的误差是难以控制的；第三，学员们回答的真实性是难以保证的，起薪、毕业后三年工资等指标都很难经过有效的审计。“统计调查追求短、平、快，得到真正准确的数字需要巨大的成本，这是那些排名机构不愿承受的。”清华经管学院MBA教育中心主任高旭东表示。
另外，多数排名更多站在了倾向学生的立场上。“走到极端，就变成了讨好学生。”钱颖一说。
高旭东介绍，有一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麻省斯隆管理学院排在了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后面，斯隆的老师对此无法认同，认为让两家学院完全放开，学生允许自由流动，看看学生们更愿意选择哪家商学院，那才是真正的优劣。
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看来，最了解商学院的既不是学生，也不是那些排名机构，而是商学院里的教授。“好比最了解武林的是少林、武当的大师，而不是功夫的排名机构”，项兵认为教授质量才是评判一家商学院高低的核心标准，“外行看内行才需要排名，内行是不需要那些排名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教授——这个真正决定商学院学术水平、育人质量的标准，在各大排名方法中落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项兵说，如果一所商学院有50到60个世界级教授，那就一定是世界十强的水平。长江正评价“十强”的标准，就不看排名，而是教授。
让面目清晰起来
当世界上只有一种人被认为是美丽的时候，往往这个世界本身就已经不美丽了。对商学院来说，标准带来的最致命的影响不仅是错了，而且还用一套僵化教条的指标困住了商学院创新的脚步，导致商学院同质化发展、低水平重复竞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好比中国的家电，同质化竞争以后还有什么意义？”项兵指出，如果每个商学院都按照这套标准发展，你的商学院如何区别于其他的商学院？如何超越，如何找到自己的灵魂？“商学院的视野和思维，绝不能受到排名的束缚。”
“每家商学院都应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然后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塞隆纳院长表示，在很多领域，商学院教育都是很难被具体数字量化的，过分注重数字量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清华经管学院前任院长赵纯钧认为社会应该“还原商学院的本来面目”。“商学院教育质量的判断标准有很多，比如是否有一套培养MBA的正确价值观；学生是否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否按照培养‘人’的逻辑那样，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开发潜能、提升自己的‘场’……”。
商学院的本来面目，正被商业化的评比折腾得愈发模糊，与商学院一样，它们同样需要主动革新，融入更多的教育，而不是更多的商业；追求真正的美，而不是看上去很美。
培养未来领导者：清华经管学院的超越与回归
商学院应重新回到培养“人”的逻辑上来。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传授技能和品格，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美国有家银行的业务员，每年的销售贡献都特别突出，可每到年底，客户评分总是敬陪末座。如果你是银行行长，你会怎么对待这位业务员？
这是新版清华MBA课堂上的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案例。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思考的方式和方向。
9月5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新版MBA在试运行一年后将正式全面推行，其教育理念拒绝把学员仅仅培养成一个“经济动物”，而是要培养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完整的“人”。
“未来领导者”是一种能力
“清华新版MBA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创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未来领导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说。
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清华不做专业MBA。钱颖一表示，清华决定不设金融MBA、营销MBA、房地产MBA等专业MBA，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综合管理能力和领导力的未来领导者。“不是特别侧重某一个行业，某一个职能，难度肯定比专门一个方向大，世界上只有极个别顶尖的商学院这样做，如果中国需要几所培养综合MBA的商学院，清华应该是其中之一。”
其次，清华对未来领导者的定义并不仅限于“商业”。“我们没有提商业领袖，而是未来领导者。”钱颖一认为，作为领导者而言，商业机构是一个组织，非商业机构——政府、NGO同样也是一个组织，西方的CEO可以到大学校董会、各种基金会和政府任职，足以说明这一点。“实际上领导者的综合管理能力是相通的，当然商业、政府、非政府组织都有不同的运行模式，但在MBA这个阶段，最好还是以通识教育为主。”
过去，不同领域的领导者之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区别，而忽视了更多本质、核心的内在联系。钱颖一认为，“未来领导者”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的高下，主要体现在影响力、领导力和创新力三个方面，而不仅是一个人职位的高低。“清华MBA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传授技能和品格，传授知识使用的方法。”
从传授知识到引导思维
清华新版MBA的核心课程分为三大类：在必备知识课程之外，还包括能力与品格课程，以及整合与实践课程。
其中，能力与品格课程也称“软课程”，包括领导力开发、管理思维、管理沟通、组织行为学和中国制度环境五门课程。钱颖一介绍，MBA长期偏重知识和工具的传授，忽视了能力和品格的培养，在仅有的几门“软课程”和“硬课程”一起上的时候，学生们往往因为“硬课程”的硬性要求，而忽视“软课程”，最后导致“软课程”教育形同虚设。因此，清华MBA新学年的前四周，“软课程”“先入为主”，首先给学生们带来能力、品格培养的意识，四周后“硬课程”开始，同时还有软课程相间。
近年来，不少人都对商学院能不能有效进行价值观教育表示怀疑，还有声音直接指出“商学院是无法培养出领导力的”，钱颖一认为这不是一个0和1的问题，领导力的培养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种引导，注重对潜能的激发，老师需要从讲台上传授知识，转变为带动学生思考。
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组选择一个社会上知名的领导人，团队上台演讲，阐释其何以了不起的原因——国际MBA班学生阮飞告诉记者，去年试运行的领导力开发课程就是这样期末考核的。“我们组选择的是台塑前掌门人王永庆”，阮飞记得，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领导力、团队精神、逻辑能力乃至演讲风采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这有助于发现另一个自我”。
在知识之上，清华经管学院更注重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比如过去的管理导论就改为管理思维。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清华经管学院MBA教育中心主任高旭东介绍，这门课将主要从“理论”层面上升到“思维”的高度，培养学生的辨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动态思维和人文思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南怀瑾的《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罗素的《幸福之路》……这不仅是高旭东给学生拉出的一份阅读清单，课程考核也将从对这些作品的读后感入手。
必备知识课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硬课程”。一方面，清华经管学院近日聘请了哈佛商学院原高级副院长沃伦•麦克法兰担任该院案例中心联执主任，以提高案例教学的水平；另一方面，钱颖一尝试把更多不同领域的课程带进商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一直为清华经管学院开课就备受欢迎。
“在现代管理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非常广泛，它往往是不少软课程的学科基础。”钱颖一表示，下一步他还准备考虑邀请法院学、医学院的大牌教授前来开课。
从割裂到整合
第三大类的整合与实践课程，则希望改变传统商学院课程割裂和纸上谈兵的问题。“该课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整合性，绝不能是单一的问题；第二是实践性，就是通过一个真实的项目演练。”钱颖一说。
商学院历来按照专业学科进行课程设置，会计是会计，战略是战略，金融是金融，但真实世界的问题从来都是综合的。当商学院开始反思价值观教育的缺失时，叠床架屋，仅仅加上几门诸如商业伦理的课程当然并非高枕无忧。
“价值观不应该仅仅是一两门课程，它应该是融合在商学院的每一个教学过程中，成为学生真正接受的价值观，将社会责任、环保意识、商业伦理融入到他的商业信仰里。”清华经管学院前院长赵纯钧说。
整合与实践课程正做出这样的尝试。钱颖一称其为“体验式学习”，它比案例教学又前进了一步。“这种学习是通过现实中的真实项目，而不是清理干净的案例进行教学。”
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三个方向中任选一个具体操作项目：或者写创业企业的商业计划书来吸引风险投资；或者针对一个成熟公司的上市或战略重组问题进行管理咨询；或者选择在清华强大的信息管理平台上来实现自己的管理架构设计。钱颖一强调，这些个个都是实战演练，比如完成的商业计划书要交给潜在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评价，比案例教学又往前走了一步。
“目前，清华新版MBA在项目定位、教育理念和整个课程设置上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完全没问题。”钱颖一对此充满自信。但架子搭好了，谁来教是个大问题，这尚且需要时间。
作为中国最市场化的教育阵地，绝大多数商学院所属的却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教育机构——大学，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统一招生等一系列制约，仍然是商学院面对的现实。“体制内外之间，商学院发展的张力非常大。”钱颖一说。
超越与回归
在赵纯钧看来，清华MBA改革的思路一点也不复杂，就是回到教育的逻辑，回到培养人的一般规律。“商学院也是学校，从根本上说没有特殊性，教育的真谛就应该是这样。”钱颖一也特别强调，清华这样做并不是随西方商学院改革动向亦步亦趋，同样汲取了清华教育传统的养份。
1923年，张彭春筹办清华大学部时，明确地提出了创办清华大学的总纲领，就是希望清华成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培养综合领导者”，可谓清华办学的初衷。
1941年，在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之际，梅贻琦发表《大学一解》，重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指出大学教育的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
作为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其教育理念是“德智体美群”的“五育”，其中德育位居五育之首，而群育也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既强调了独立精神，又不忽略集体主义。
钱颖一最近常回味这些历史，它能带给人们深厚的精神力量，“那个时代，也是清华人才辈出的时代。”
商学院的“势、道、术”
——对话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商学院必须超越管理的“术”，应该从“势”、“道”、“术”三个层面探讨管理问题，重视人文元素，关注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
本刊记者 | 贾林男
Q=《绿公司》
A= 项 兵
Q：您对商学院里的价值观教育怎么看？
A：商学院的一个核心功能是研究并传授战略、财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商业领域内的管理学知识，但仅仅如此理解商学院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欧美管理学的“术”也是根植于西方的“道”，即把财务、金融、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术”的层面的知识，适应及引导现代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在经济与商业领域，在打造伟大商业机构的过程中，研究探索总结各种管理工具与方法的创造与运用。
在中国目前的商学院教育体系中，“术”的层面的问题谈的相对较多，而鲜有关注“道”与“势”的问题。而事实上，管理学有必要超越对术的关注，应该从“势”、“道”、“术”三个层面来探讨管理问题；不仅仅关注造富，应该更多地关注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不仅仅要研究财富的创造，同时重视财富的使用与处置。在这些方面，长江商学院一直是全球商学院教育的探索者和引领者。自创办以来，我们就不断反思欧美管理学的缺憾，并作出了很多开拓性尝试。
Q：长江商学院的“取势、明道、优术”该怎么理解？
A：“取势”，是为远见。“取势”意为通过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与研究，总结现象中所蕴含的规律，进而对未来发展的大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与预测。“取势”的关键在于观察事物的视野，高度，角度与思维方式。比如，“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之大势之一。要更好地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竞争，须跳出“以整合中国资源应对全球竞争”与“由下往上” 的仰视与思维框架，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修炼“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全球化时代合理取势的新视野与思维方式。
“明道”，是为清本正源，肃清规律与法则。“明道”意为通过观察与总结，对事物与社会发展的大道理做出规律性总结。“道”也包括做事的心态，也涵盖对价值底线的尊敬，这些都可能是企业长期成功不可或缺的东西。“明道”的关键在于在合理“取势”的基础上，对现状做出合理的辨析并取未来发展之大势，找出真正符合“势”的发展规律。
显然，从“取势、明道、优术”三个层面看，商学院仅仅关注“术”的问题还是不够的。在现代商学院的管理学教育体系内，基本围绕管理的“术”进行，很少考虑到宗教、文化、历史等人文方面因素。这种思维过于“术”，而忽视“道”与“势”。重视科技而相对不够重视人文元素与商业机构的打造。
长江商学院是全球第一家把宗教历史课程引入教学的商学院，世界新儒学大师杜维明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负责人文课程的设计与教授聘任。在这方面，长江是全球的引领者。关于人文，我们强调的是全球的理念，对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从伊斯兰教到基督教到印度教都有涵盖，超越了国学的概念。宗教和文化对世界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了解全球各大宗教何以谈全球竞争战略？
Q：您曾讲过“不以成败论英雄”，商学院教育中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A：李宁，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25个运动员之一，也有从鞍马上摔下来的时候，但你不能说因此就说他不伟大。研究管理与治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通过研究与探讨来增加企业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可能。要研究规律性、可复制的东西，这才有借鉴意义。
Q：长江的人文课怎么考核？
A：不一定非要考核。人文课程对同学们来说，收获最大的是视野，思路开阔了，用更宽广的视野来考虑企业的责任和发展。尤其是我们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一代人的贡献，这可能超越了传统商学院的教育。在西方商学院强调跨文化交流的“套路与技巧”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开始注重人文内功的修炼和培养。
真正的考核应该是企业家未来事业的成功。心在，这就是重要的开始。我们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引领，让长江的同学们关注到这些问题。企业家了解更多的人文方面知识，将有助于其个人修养的提升。
Q：如何把“道”融入每一门课程中？
A：不是所有的课程都要求“道”和“术”合一。有些课程， 工具就是工具，毛主席也曾说过，工具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如何使用它们就有阶级性了。
培养“有原则”的领导者
——访斯坦福商学院加斯 • 塞隆纳院长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Q = 《绿公司》
A = 加斯•塞隆纳
Q: 有人认为，商学院为学生提供很多专业技能，但是却很少，甚至没有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道德感。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商学院备受指责。你认为商学院应受指责吗？为什么？
A：现在，我们正处于商学院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上。MBA教育不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不断成熟，近期出现的一些事件也使商学院的作用备受质疑。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斯坦福大学已开始新课程改革。我们第一批接受新课程教育的学生已于09年6月毕业。我们致力于组织领导能力的提升，无论是在公共组织还是私人企业内。
Q：什么是MBA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帮助学生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商学院是否也应该将积极的价值观并入教育中呢？
A：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有原则”的领导者。我们的使命反映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创造能加深促进我们对管理学理解的价值观，同时培养出一批将改变世界的，有创新能力的，有原则的，有远见的领导者。”
Q: 斯坦福商学院如何选择学生？
A：我们寻找既有学术精神，又具有领导潜质，并且有优良品格的学生。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去追求生命意义，并能影响他人。
Q：你们如何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
A：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就特地设计了新课程专门用来加强学生对社会组织领导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在由16人组成的《关键性分析和思考》探讨班里，学生必须要就电力汽车或者消除全球贫困等话题展开研究，深度思考，并且清楚地表达观点，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
在《战略性领导力》课程中，我们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的领导力发展模型，帮助学生提高互相交流的能力(既包括倾听的能力也包括影响他人的能力)。
《管理的伦理规范》是必修的课程中，它教会学生在不同的道德观冲突时应如何思考和行动。简而言之，这一课程启迪学生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并为之辩护。它意味着理解人类行为，理解自己，发展并吸收自己思维和行为的价值观。在将自己的学生规模缩减(我们的学生数量只是同类学校的一半)的基础上，我们相信斯坦福特别适合开展这样的伦理课程和研讨会。
Q：2009年7月15日，差不多1100名MBA学生参与了哈佛大学学生发起的鼓动参与了MBA宣誓活动。你怎么考虑这样的活动和它产生的影响？
A：仅仅一个宣言不足以保证道德规范。我相信像《关键性分析思考》和《战略领导力》这样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持续的话题，他们能够从中进行深度思考——通过分析案例和在困境中工作，他们会确定自己成为何种领导。
Q：许多企业家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管理学校。例如，GE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正计划建立他自己的网上商学院。他们对你们造成威胁了吗？你们如何看待这样商学院的存在？
A：管理教育可以用很多方式实现。好的管理学教育需求量很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的印度和中国，因此多元化的教育形式对满足需求和适应不同经理人的时间要求非常重要。但是合作型大学和网上课程没有对斯坦福造成威胁。我们去年收到了6575份申请，但只能提供370个名额，我期待我们今年会有更多的申请人。斯坦福是最受欢迎的商学院。
Q: 由《金融时报》、《商业周刊》和《今日美国》提供的主要排名特别强调了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的工资情况。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评估标准和影响呢？
A：我们不认为数字型的排名可以评估教育性学院。有很多着名的学校拥有不同的强项和品质。申请人应该选择一所他们认为最好的学校。管理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业，它可以使生活充满意义，并且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工资不能成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虽然我理解学生们还贷的需要，但是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他们也承担教育债务)并不能用他们毕业的工资数额来衡量他们的功过。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想要做得好并且做正确的事。不仅如此，管理教育也在很大程度组织领导力相关，并不仅仅为像投资银行这样的高薪行业而存在。
“隐形”的道德教育
——专访洛桑商学院珍妮•沙纳博士
我们相信道德是商业的一部分，但我们是放在真实的情境下和每一门课程结合起来去教授。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Q =《绿公司》
A = 珍妮•沙纳
Q：很多人认为商学院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您同意这种说法 吗？
A：我不同意。大多数商学院教授与实际紧密结合的知识。在商学院里，我们教导学生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你的管理要从长远的角度、基本的问题去考虑。事实上，如果你按我们教的那样做，你就没问题。我觉得有金融危机正是因为人们没有按照所学的商业惯例去做而产生。商学院提供给学生很好的商业案例，但能不能学会并实践就要看学生的本事。
Q：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实践商学院所教的呢？您觉得教育存在问题吗？
A：个人价值观很重要。我们在做全球领导力调查时发现，全球领导力的发掘依赖于三个重要部分：一是个人性格特征，二是我们所教的项目内容，而第三点就是学生所经历的环境。我觉得，我们控制的是其中两个因素——内容和环境，第三个因素是个人因素。对于个体因素，从长期看来教育没有产生作用。我们无法控制的、最难改变的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和性格。所以，我们努力挑选价值观符合我们预期的人成为我们的学生。
Q：你们是如何选择学生的呢？
A：我们的挑选过程非常精细，包括书面申请、三封推荐信，而且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到洛桑，或是我们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特设机构参加面试。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一对一面试，其中包括与面试官交流和一个案例分析。我们会看他的现场反应，也可能会要求面试者进行主题演讲展示。我们试图将挑选过程做得很精细，并挑选出聪明、有才华、交流能力强，有团队精神，以及我们认为有能力成为全方位领导才能的人。
Q：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领导？
A：首先，能为别人提供愿景。其次，能鼓励或劝服别人来跟随他实现这个愿景。这个人不仅能想出策略，而且还能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能找到一个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愿景的方法。
Q：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吗？
A：我觉得，我们最近在回顾全球领导力调查的资料。这个研究做得非常好，得出的结论跟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的见解也很相似。他们说作为全球领袖所需的个性特征有：第一，具有求知欲，他们总想要更多地学习，他们欣赏这种多样性。第二，接受所有可能性。不确定性总是固有的，所以你要学会欣赏这种不确定，要能在不确定中决策。第三，展示个性，能和各种不同的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第四，要展现出个人的正直。最后就是有一定的悟性，意思就是要具有商业敏感度、组织敏感度，我称它为商业情商。
Q:也就是说没有道德这样的标准？
A：当然道德对领导力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在这个调查中可以看到，领导者基本都是正直的，至少在他们领导的人看来。
Q：洛桑商学院是否提供伦理道德或者社会责任方面的课程？
A：伦理道德对我们的项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社会责任感也是，而我们试图将之与项目本身结合起来。我们的方法是将道德及社会责任融入到每一门课程中来，但我们没有单独的一门伦理课。我们在课堂上也会讨论相关的现实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90名学生在一起讨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使他们在道德观念上有所不同，这种讨论使问题更真实。在九月底，我们会有三次关于道德问题的讲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道德和每一门课都融合在一起。
Q：大多数商学院都有伦理学或是社会责任方面的课程，有些课程甚至被设为必修课。是什么令洛桑如此自信？
A：我们相信道德是商业的一部分，它和商业实践不是分离开来的，我们当然会教道德，但是我们是放在真实的情境下去教，比如财务会计学，国际贸易。不是说我们不教，而是我们觉得重要的是将其与课程融合起来。因为学生在工作中要经历的是在真正商业运行环境中遇到的道德难题。
Q：我是否可以如此认为：洛桑的每一位教授都有一些伦理学方面的背景，因为他们需要将伦理道德与课程融合在一起？
A：他们不一定会有特定的伦理学背景，但他们确实会在每一门课上都强调伦理道德问题。
Q：学生入学后，洛桑还会对学生会做道德上的评估吗？
A：不会特别去做这方面的评估。但是比如说，我们会发一本指导学生行为准则的MBA手册。行为准则里要求MBA学生正直、遵守伦理规范、服从职业规范。
Q：学生们真的会读MBA手册吗？
A：我觉得他们至少会浏览一下我们里面所写的原则规范。如果一些人的行为不符合职业行为规范，我们会跟他们强调这些问题，让他们阅读MBA手册。
Q：2009年7月15日，大约有1100名MBA学生参与了MBA宣誓。您对这个活动怎么看？
A：这是一件好事。他们想在道德上也成为领导者。这个宣誓的内容主要是要成为优秀的商界领袖，这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要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教学的理想，也是要付诸于实践的理想。
Q：您觉得这个活动对企业、对商学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A：至少可以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良好的商业运行模式可以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好事。我觉得至少会有更多的人来遵循这种模式，结果也就会更好。
Q：不知道您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在第一个商学院出现的时候，其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A：我不知道他们开办商学院的具体原因。或许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例子，我的祖父经营自己的企业已75年。他总在忙生意，但偶尔也会和我聊聊他的公司。我问他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他总是对我说，这个月我们盈利了或者这个月我们又亏损了。我觉得在今天也是如此。良好的商业运作模式和方法是永恒的。
Q：洛桑MBA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A：两点：一、综合管理，二、领导力的开发。我们强调综合管理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真正明白商业各个部分如何关联。我们强调领导力开发的目的是让已经展现出领导才能的人学习正确的领导态度和价值观。
Q：您觉得除了将道德教育融入每一门课程中以外，商学院还可以采取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A：举个例子，每年我们都会有一门课，探索发现之旅。今年，我们去的是非洲。我们把MBA学生分成四五组，和当地企业家结对。在六天内，学生们首先要理解企业在非洲面临的情况，其次要提出帮助企业改善的建议。在之后六个月的实践内。通过这种密集的实战体验，MBA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黑人世界的商业环境，南非为什么很重要。他们能真正开始理解最底层的东西，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负责任的领导能在帮助企业和员工的发展上做些什么。我们试图做的不只是说说社会责任的问题，而其将问题放到现实生活中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们能更容易投入自己的感情。
有一个团队感觉他们的企业对员工不是很人性化，这是他们的想法，而他们是如何向企业家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教学组会提出一些方案，讨论他们应该如何提出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让管理人员进去。而据我观察，最终他们确实找到了达成意图的方法。最终决定听不听他们意见的人是管理人员。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然后他们想到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然后，他们确实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Q：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许多企业都开始建立自己的管理学院，您觉得这对商学院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A：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MBA教育领域有很多竞争者。自然，他们每一个人就有自己的目标市场，会给他们的消费者提供特别的产品。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们独一无二之处是我们规模很小，我们重视经验教学，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是实践性的。另外，我们还注重综合管理和领导力开发的结合。我们的立场如此，而相应的就有一部分的人被我们的项目所吸引。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方式了。但是，理想化地说来，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产品。然后，就有一群人喜欢这个独特的产品。
Q：洛桑是否受到去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A：我们是商学院，所以跟商业运行一样，我们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我们的顾客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也一样受到影响。
Q：今年情况有所好转吗？
A：说实话，目前还没有。在市场方面情况有所好转了，但我们是落后于市场的，所以我们这边还没有迹象。但我们是乐观的。
Q：目前《金融时报》、《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都将学生毕业后的职位和薪资作为评价商学院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此您如何看待?
A：每一个排名都有着自己的标准，这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排名对挑选MBA学校来说是很重要的信息，学生们一般会先看这个排名来挑选自己的学校，然后，他们会仔细研究每一所学校。我们会鼓励学生们更深入地研究这些信息，找到最符合他们需求和目标的学校。
Q：你们在宣传手册上会用哪种排名？
A：用把我们排得最高的排名。
日本商学院的道德背景
——专访早稻田大学教授厚东伟介、长谷川惠一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
本刊记者 | 曹可臻
Q = 绿公司
A = 厚东伟介、长谷川惠一
Q：日本什么时候开始有商学院？建商学院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A：1951年4月(日本学校4月入学)，日本很多大学，包括早稻田大学在内，一起开始创立商学院。建商学院的目的大概就是企业想培养专门的人才。
Q：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的目的、使命和价值观是什么？
A：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的目的是：一、培养研究者；二、培养可以理解高深理论的经营者、企业家。
早稻田大学于1882年建立，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日本第一所用日语授课的大学。早稻田商学院的使命沿袭了早稻田大学100多年来的使命，即：一、追求真理；二、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三、培养模范国民。所以，早稻田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不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Q：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公众对商业精英们的道德水准产生质疑，西方商学院也因此备受指责，日本商学院是否也遭受谴责？您是否认为商学院应该为此受到谴责？
A：日本对于西方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不强烈。但是1990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有一部分日本学校开始学习西方商学院，借鉴美国。但日本强的是产业界，并不是金融界。所以金融危机的影响虽大，但对日本影响并不强烈。最近企业并购在日本增多，一般人对此并不赞成。商学院有伦理科目。
Q：日本商学院是否重视商业道德教育？
A：无论是白天或夜间的商学课程，我们都设有商业道德教育课程。
在早稻田大学，《经营伦理》是每个学员的必修课。其它一些商业伦理课程，如《企业和社会》，学员们也可以选修。在早稻田大学教授《经营伦理》的小林俊之先生也是日本企业伦理学会的会长。同学们不仅对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到现在的企业伦理进行研究，也对西方企业伦理及实践进行学习。日本商业最重视的三方面是顾客、企业和社会。我们把这三方的利益称为“WOSHY”。一个优秀的日本企业必须关注这三方面的利益。
Q：仅通过道德伦理课程，是否能真正影响这些在商学院就读的日本未来商业精英？
A：事实上，在日本开小店的小贩都会考虑员工和社会，以及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种传统很早就有。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中国儒学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那时由流浪武士开设的学塾遍布各地。在这些自发设立的学塾里，武士们向孩童们教授《论语》、算术和哲理。这些孩童长大成人，就会去店铺帮忙，成为学徒。
江户时期(即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各地设有番邦，各大番由大名统治。大名也会雇佣老师教授《论语》。因此，那时日本识字的人很多，城市内出现类似现在图书馆的“书店”。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钱借书阅读。
德川幕府统治的260多年里有200年是和平时期。在这期间，学习成为日本社会很重要的一部分，儒学深入人心。
1868年明治维新，废番，废大名之后，失了业的武士们开始从事经营活动，日本开始出现企业。武士们把知识和精神都传入企业之中。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日本人人自危，儒学精神又成为大家的支柱。所以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日本企业的发展是一手拿着《论语》，一手拿着算盘。《论语》，中国的思想，对日本企业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还有一些大的企业，比如三井、住友，都是以家训为立业之本。“家训”就像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引领着他们走了300多年。这样来看，古老的企业伦理一直是日本企业在实践的东西。
Q：日本和西方的商业道德理念有何不同？
A：西方的理念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的利润固然重要，但这和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两回事。不能为了追求利益就什么都做。我想不管是什么社会，只追求利益肯定是不对的。
从商业道德来讲，日本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日本有精神，而美国有系统。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企业最强的时代。日本企业有竞争力，其中原因何在？于是美国人来到日本，对日本企业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一系列数据和体系。所以日本企业的道德精神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而美国人是通过利弊分析、原因结果导论而框定自己的行为。
Q：西方商学院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A：有研究生文凭却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对企业毫无意义。现在美国MBA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现场是怎样，没有实践知识。
美国MBA学生一毕业就直接进入管理层，而在日本，每个管理人员都是要从基层做起。比如日本铁道公司，组织部长一定要在第一线实践，在站点售票，做服务，甚至拿驾照开机车。
这种从基层做起的体系，保证管理层人员真正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并了解员工疾苦和顾客的需求。也只有喜欢公司，喜欢公司产品，喜欢公司顾客，才能在一家公司长时间工作下去。
假如你去丰田和通用采访，你肯定会感受到两者的不同。丰田汽车会参加F1赛车，因为丰田董事长喜欢开车，知道什么样的车适合驾驶。通用汽车如果参加F1，董事长就只会说什么车好卖就用什么车。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把追求利润当作企业的目的。
美国分白领、蓝领，而在日本不管谁都要从工人开始做起。我有三个学生，商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丰田工作。第一年就是在生产线上做汽车。如果不喜欢汽车，人肯定会走。
Q：您认为做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A：做实际的事情就是企业的目的。糖果公司就是要生产最好的糖果，汽车公司就是要生产最好的汽车。通过做实际的事情，企业才能为社会做些贡献。如果没有利润，企业也无法生存。企业可以生存，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商学院的信用危机和作用
商学院只是一个学术机构和自由表达各种观点的地方，将金融危机归咎于商学院是不公平的。
文 | 安德鲁•里齐尔曼爵士 (英国)
当问题发生时，人们总是惯于指责他人或相关组织。而当问题非常严重——就像是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更急于在大范围内寻找替罪羊。
那么谁会被指责呢？他们包括：破坏风险管理的高级主管，给出错误评价的信用评价机构，贷款过多的房主们，提前消费的顾客，提供过多贷款的银行，坐视不管的管理者，以及没有正确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政府。
如果以上的名单没有提供一个最终的答案，那么商学院就应该由于拥有并教授导致危机发生的观点而被指责吗？
商学院是个很好的目标。它帮助世上最聪明的人在他们事业起步初期磨练技艺并加速其升职的进程。他们就职于商业和金融界最前沿，他们的思想引领经济标准。事实上，如果商学院没有启发思想，那么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商学院应该对几乎所有新生事物负责。这些事物包括那些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创新，但同时也包括那些看起来具有负面影响的产物，比如复杂的金融工具，以及在当今金融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金融模型。
然而，商学院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将世界金融推向深渊。首先，他们忽视了经济周期的运作。经济周期早在商学院出现时就已存在。另外，他们忽视了商学院里不仅教授金融学也教授其它学科的事实。商学院的确无需道歉，反倒应该骄傲。
现在让我们更加细致地审视一下人们对商学院的批判。他们认为商学院造成了金融危机，因为它过度重视狭义上的财经成功——这既包括商学院教授的核心商业观点也包括其帮助学生获得的专业技能。这些评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方式和结果，并且没有正确考虑个人评价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
无论如何，关于金融市场的概念仅仅只是商学院所教授知识的一个方面。商学院不是金融学校或银行学校。它也教授学生许多适用于实际工作的管理技巧，比如风险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当然以及金融学，还有个人和市场在经济中的能量。商学院的学生可以在各行各业工作。
商学院也为学生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想法，而且很多想法互相矛盾，必须做出权衡——比如，长远和短期的人力资源管理。选择正确观点，获得正确平衡是判断经理人好坏的重要标准。
根植于对商学院评判的另一个假定：商学院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边界”和一系列价值观——一种商学院哲学。实际上，它并没有。商学院在核心上是学术研讨的学院，并拥有相应的学术严谨性——但除此之外，商学院是个能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地方。
因此，认为商学院应该有“边界”和哲学的想法，同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学校都强迫所有师生形成统一意识形态的想法一样可笑。只要学术同仁不质疑同僚基本的思路，他们就可以得出他们想要的任何结论。商学院一直如此运作。
同样的结论适用于金融产业本身。在金融危机之前，该如何管理银行，金融学的教授们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所有人都同意风险管理是其中的关键，而且这个关键依靠于个人的评价。风险管理信息本身并未导致金融危机，人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是金融发生的原因——因为事实证明，一些银行比别的银行做得更好。所以将共有的责任归咎于商学院是不公平的。
至于我们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的确近几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了投资银行。对此解释很简单——投资银行花最好的价钱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这同样是市场运作的正常规律——而且我们的市场正在进行自我调整。
商学院依然会吸引优秀的人才并培训他们为辉煌的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们做的，也是为什么商学院不能成为当今金融问题替罪羊的原因所在。
转向商业教育新逻辑
商业教育应该努力实现经济和道德的统一。让学生们发现经济决策背后深远的道德含义，会成为未来商业教育的试金石。
文︱罗世范(瑞士)
当前的金融危机反应了商业教育中的诸多问题，也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思考商业教育中的关键点。
MBA已经成为赢得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最有魅力的文凭。这恰好反应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来调整商业技能，以适应复杂的商业运营。
然而，我在想一个重要的事实，商学院的目的是否只是一个便于赚钱的机器？对商学院来说利益是否要胜过学术成就？
被玷污的学术诚信
最近的敏感话题“欺诈剽窃”可以解释我的观点。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欺骗和剽窃在学生和教授群体中都大量存在。上几周，就有新闻揭露北京某教育机构的部门负责人有明显抄袭文章的行为；英国着名杂志《经济学人》指出有此类问题的学生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商学院不愿意惩罚作弊行为就是其对学术培养并不认真的体现。他们自称害怕学生上诉成功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这样的担忧决不能成为不合理行为的正当理由。因此我强烈建议商学院要对学生作弊行为采取果断处理，比如，有明确证据显示学生有剽窃抄袭等非法行为，他们就应被立即开除，他们的名字也应被公示。三年前，香港大学就曾采取果断的行动开除了三名有问题的法学院学生。
申请学校和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全球的商学院都会因各种压力录取一个不合格的申请者。
只有学术氛围纯净到有高度学术诚信时，我们才能开始真正探索商业教育的新逻辑。
“俱乐部”商学院
现行商业教育充斥着太多关于利益最大化与降低成本技巧的简单例子。学生们没有必要通过如此痛苦的学习来了解公司盈利和降低成本的案例。或者我们可以说有些商学院已经沦为单纯的“俱乐部”，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际网落。
在享受“俱乐部”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之时，人们却越来越无视那些能真正提高商业教育价值，甚至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严谨的经济研究。令我瞠目结舌的是，即使是一些来自于所谓的杰出商学院的学生也对基本经济金融工具一无所知。我的大多数学生不能解释“基尼系数”是什么。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腐败会进一步增大贫富悬殊。“俱乐部”带来的好处以及愚蠢的偏见告诉他们“所有人都在行贿，所以我也行贿”，这使他们不再理解、关心任何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时，他们有时候确实——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封闭而具有特权的第一阶层，当然他们也会努力去赢得更多属于他们的特权。
但这种四处扩散的不幸局面很快就被改变，因为很多商学院毕业生已经不能像在所谓的“黄金九十年代”那样轻松地找到一份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他们对社会腐败无处不在有所意识，并使之开始关注大量令人不悦的社会不公。
经济和道德的统一
在我看来，商业教育的新逻辑应该努力实现经济和道德的统一。经济发展确实会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人性化”的经济金融教育让学生们发现经济决策背后深远的道德含义，会成为未来商业教育的试金石。
要实现这些，首先应该全力以赴为学生打开思考的空间，让他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同时要不遗余力地让他们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人性化”不能被理解成为是脱离现实的崇高理想。它应勾勒出理论联系问题的过程，并从而让学生从中受益，随后将整个经济发展和贸易过程都变得人性化，否则这样的逻辑只会对一部分人和事产生益处。
一些先锋团体，比如致力于培养年轻企业家的GIFT，就在努力抛开旧有的方式，探索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问题解决方案。
在肤浅的“俱乐部”表象背后是将同学看作竞争对手的现实。这样做的实质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事业和增加收入。新的商业教育逻辑将更多地探索提高团结和合作的方法，使学生们依靠团队的力量认真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最高职位，或者享受折磨下属的独裁式快感。
经济理论确实很有必要同商业现实联系起来。比如哈佛大学始终贯彻的案例教学模式——对相关案例和重要事件的学习，应该成为新理论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国，很多学者和教授仍然没有对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引起重视。首先，它需要高度的学术诚信来保证故事或丑闻等内容的准确性。学生和教授必须找到观点的不同层次——不仅从经济金融学角度出发，还要涵盖数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另外，在提到像三鹿公司牛奶丑闻这样的案例时，仅仅说他们是滥用化学用品三聚氰胺来提高牛奶中蛋白质指数的含量，对他们缺乏道德的行为深表遗憾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全面地告诉学生如何在未来的现实中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商业教育与古典智慧
我们从父母那里学到道德、是非原则的识别、正确选择的动机，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如果站在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去理解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已有环境中的运行途径，我们就必须首先掌握一个基本道理：任何一个拥有远大抱负的优秀人才都有可能很快在犯罪组织中同流合污。
因此在道德领导上的整体转变，包括对性格和价值观，会带来深远影响。一成不变的旧领导模式通常习惯于把商业教育同对“孙子兵法”的误读相联系。在这种简单的视角下，信息很快异化成溢美之词，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了达尔文的优胜劣汰之说。或者我们更应倾向于尼采对于人和动物的假说：强壮的野兽可以践踏弱小生物，这与独裁者的领导力画面相应。在这种领导独裁下，人们的长远成功更取决于恰如其分的趋炎附势，而非实力。成功更是建立在任人唯亲的人脉基础以及大量收受贿赂之上。
道德是可以被教授的。相关的商业研究指出关键的成功价值要素是：信任、信誉和信赖。在亚洲环境中，这本质上需要商学院学生从智慧宝藏中获取洞见、开阔思路，找出与问题相关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孙子兵法》上，而是更需要去理解《孟子》、《荀子》、《老子》、《孔子》等中国古籍。通过对这些古典名着进行研究，我们惊喜地发现它们大多是为了达到一个战略目标。认为这些着作的内涵不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发现很多有经验的学生非常渴求更深一步领略这些古典智慧。
孟子和荀子是儒家传统中最智慧的学者，孟子强调每个人的善性，荀子则强调人性的消极面。我想在中国商业的成功必须基于对这些看似矛盾观点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在商业行为中建立对彼此的信任，相信人性本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恶人陷害，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陷阱和诱惑。
充盈末梢的东方管理学
流行管理学追求的目标存在致命误区。管理者必须回归内心寻求自己的使命，通过实证把握如何在事实的动态中持续找到答案。
文 | 李一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管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管理学的教材每日都在迅速增加，读管理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管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管理培训班每天都在办，到处都在讲管理学、成功学，但大量企业走入困境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熟读兵书不一定就能打胜仗，管理也是一样。管理学家不一定是管理专家，即便是在管理岗位上作出业绩，为了提升管理水平而去读管理学，学成毕业反倒不会管了的也不乏其人。
流行管理学的误区
流行管理理论的致命误区，就是一再刺激人们追求做大做强。“人们的贪婪一旦被刺激起来，就无所不用其极，”可能由此导致无妄之灾。
从东方管理学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非常容易被刺激到“做大做强”的泥淖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做大”、“做强”存在误解。
就“做大”来说，无论是可行性还是必要性都值得推敲，因为“做大”受到无量因素的制约，必须量力而行。况且那个“大”也是相对的。而“做强”就不一样了，《易经》称之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是强呢？《道德经》解释为“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即战胜别人算作是有力，战胜自己才算是“强”。实践证明，任何组织或个人最后都是败在自己手里。战胜自己的自强不息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战胜自己什么？战胜自己的妄想、虚荣、贪梦、情绪化、急功近利及恶性膨胀的野心等等。“做强”是自己的事，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应该也能够“做强”！因为他们都是应运而生、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能力优势及环境优势。区别只在于了解和不了解，会用和不会用。
从中国文化的本源上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个以修身为本的问题。儒学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经》强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说的都是一个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必须从修身开始，并把修身之德逐渐扩展到自己的团队、合作者乃至整个所能影响的范围。
这就需要管理者通过实证体系的修炼去找到使命，战胜自己，从而引导自己的团队自强不息，才能善始善终完成使命而不中道夭折。
东方管理学的实证体系
思维本是线性的，必须在分析比较中才能被运用，而分析比较就可能会离真相越来越远，所谓“一尺之锥，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突破性思维就是突破了思维的线性维度，应该是跳出了思维的模式，突破了思维模式就是回到思维的“根”了。
思维的“根”是什么？是意识，意识是思维的根。而意识的本质像镜子，如《庄子》所说：其特性是“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缙云山道家实证体系把意识的这种功用表述为“整体意识，良性意识，颤抖意识”，统称为人生修炼的“三大意识”。
“整体意识”强调的是“知”的完整性，是“知足”的状态。这个“知足”不是平常人们说的“小富即安的知足”，而是清楚、完整、全然的了解事物运动变化的实相。用现代的话说，好比是启动内心导航系统，精细地觉知到周围事物及环境变化，整体把握预示变化的蛛丝马迹。
“良性意识”是一种“知止”的状态，也就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任何缘起，都全然接受，弗排斥，弗拒绝，弗选择。“知止”的要点在“知”而不是在“止”，“知止”是一种修为，而“止”则是自动的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庄子》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知止”是倒过来，要以无涯随有涯，那就没有“殆矣”。“无涯之知”止了，止在哪里？止于至善！至善就是恰当其“时”，恰当其“位”，也可以说就是“现场”实相，至善是无量因缘和谐于某个位(现场)的那个此时此地，而这个和谐又是动态的随时随地的。
“颤抖意识”是不执着的状态，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身体或组织的每个细胞都是鲜活的。也就是整个系统的末梢被充盈着，最远端的信息畅通无阻，整体循环饱满，时刻洋溢着鲜活与生动。充盈末梢不同于现代管理学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和“组织结构扁平化”，充盈末梢的势能来源于“节奏”，只有先找到自身与天地相和的韵律，才能再由此拓展到家庭、团队、企业与社会环境万缘的和谐韵律。
这“三大意识”合起来就是描述《庄子》“至人之用心若镜”的全息境界，也可以说是“精满、气足、神旺”的状态。这时用思维而没有思维的局限，知局部而不存在被局部的刺激所误导。这才算有点“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的味道。
我们倡导的东方管理学的研究，正是试图通过这“三大意识”的实证实修来帮助管理者回归到认知主体的“根”。既不是研究如何传授管理理论，也不是要通过研究案例来学习解决管理问题。她的重点不是管理对象，而是管理主体。也就是收回目光向内，专门解决管理主体自身的问题。
管理之道的实证实修，原本就不是要告诉人们答案是什么，而是帮助每个管理者通过在实事的动态中持续地找到答案的修炼，帮助人们如何面对现实。
在东方管理学的实证体系中，没有理论，没有模式，只有在实事求是中的挥洒自如！通过人们对管理之道的修炼，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存在中心，通过管理对象开发管理能力。反过来以心转物，心外无物、心物一元。使有志于管理的志士仁人，都能明明德，都能知足知止，知子守母。那就真的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正是东方管理学实证体系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